“如果以后能在家門口的場地上踢球，那真是太好了。”曾是深圳健力寶足球隊球員的趙岳，退役后在北京工作。這些天，每個周末他都會和朋友驅車，到四五公里外的體育場排隊，等上一兩個小時才能踢場球。不過，隨著國家發展改革委官網5月10日發布《關于印發全國足球場地設施建設規劃（2016-2020年）的通知》，像趙岳這樣愛踢球的人未來將能少跑很多路，實現在家門口踢上球的愿望。
這份《全國足球場地設施建設規劃（2016-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提出，到2020年，全國足球場地將由現在的1萬多塊增加到7萬塊，平均每萬人擁有足球場地達到0.5塊以上。
建設群眾身邊的足球場“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作為《中國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上月發布后出臺的首個具體步驟，《規劃》用數據表明了足球場地建設的緊迫性：截至2013年底，全國擁有較好條件的足球場地1萬余塊，平均約13萬人擁有1塊足球場地。這其中還包括了很多不對外開放的場地。
《規劃》提出，4年內全國要建設足球場地約6萬塊，其中修繕改造校園足球場地4萬塊，改造新建社會足球場地2萬塊。《規劃》具體要求，有條件的城市新建居住區應建有1塊5人制以上的足球場地，老舊居住區也要創造條件改造建設小型多樣的場地設施。
作為規劃其中一方的國務院足球改革發展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相關負責人介紹，《規劃》透露出此番球場建設的兩個重點：一個是學校，一個是社區，旨在建設群眾身邊的足球場地設施。
他坦言，無論從總量，還是整合資源、投入資金上，都會遇到一定困難。為此，《規劃》將足球場地建設方式為綜合利用、修繕改造和新建擴容3種，資金籌措方面則提出了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吸引社會資本投入及推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3種渠道。
趙岳對本報記者表示，社區足球場地建設應該普及化，對于一些經濟條件落后的地區，國家應及時給予適當的資金傾斜。他居住的豐臺區曉月苑社區目前并沒有足球場地，他對此建議，對于一些難以改擴建足球場的老小區，國家應通過購買服務等形式，推動附近的學校場地向社會開放，在開放時間、收費方面給予相應彌補。
讓“沉睡場地”醒過來
值得注意的是，《規劃》還特別提出建立學校和社區場地資源共享機制。業內人士指出，這顯然是尋求解決長期存在的學校和公共體育場的“沉睡場地”問題，回應了當前群眾比較普遍的一大呼聲。
“現在《規劃》要求把學校足球場的門打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天津市金鐘小學少年足球隊教練李袁對本報記者表示，以前周六日學校把門關上，不光是周圍的群眾，學校學生也沒法進去踢球。
李袁認為，對于校園足球場的利用要合理安排。一方面，社會人群進入學校足球場，相關部門應制定明晰計劃，既要保證安全，又要不影響學校正常的教學活動。另一方面，對周圍社區的群眾進入學校場地的人數、時間、收費標準等應有區別措施和引導，“比如，對于從事青少年足球培訓的業余足球俱樂部，在收費方面應給予優惠。”
此外，足球運動身體接觸多，容易造成受傷。李袁認為，應該對足球場地的管理者做一些常規運動損傷的培訓，同時要防止一些過激沖突的發生。
場地收費是人們關注的另一個問題。《規劃》此次提出，要建立場地設施的長效運營機制，要求校園和公共足球場“對設施狀況、開放時間、收費價格等予以公開明示”.
趙岳坦言，高昂的場地費用讓一些愛踢球的人有些頭疼。他以豐臺區舉例說，“真草的標準場地1個半小時要1000多塊錢，人工草場地也得五六百元。”為此，他在豐臺區盧溝橋社區找了半個多月，才找到了一個免費的足球場。每周六，他和朋友都要驅車四五公里才能抵達，而且很多時候是兩三撥人共用一個場地。趙岳表示，如果將來他居住的小區附近的學校球場對外開放，只要收費不太離譜，他都會優先考慮就近踢球。
借助多方力量做好落實“一份規劃，九分落實。”不管是校園和社會場地的改造和開放，還是在住宅或公共區域新建場地，都離不開教育、規劃、國土和住建等部門的共同發力。
有專家表示，相關部門應及時出臺配套政策和實施細則，并明確監管責任，才能保證《規劃》順利實施。“比如，對于城市新建居住區配建足球場，如果沒有國土和住建等部門聯合出臺政策細則，并明確監管和執法，恐怕將難以執行。”
另外，曾在新加坡聯賽踢球的李袁建議，可參考新加坡的經驗，大城市足球場地建設可分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方式是在社區間廣建小型綠地、人工草場地等，既經濟又省地；另一種方式是政府建設大型的有器械的綜合性健身公園，免費提供給市民。由政府派遣工作人員進行及時維護，同時教育市民愛護場地設施。
如何讓已有足球場地在未來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專業足球教練的指導很重要。趙岳表示，作為曾經的足球從業者，他正在準備報考北京市業余足球教練證，在業余時間對青少年進行業余足球培訓。“中國足球正迎來快速發展的黃金期，讓我們這些曾經從事過足球行業的人重新看到了中國足球的希望。我希望為中國足球發展盡一份力。”趙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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